与于丹零距离

候艺兵／摄

　　于丹一脸疲惫。但还是出于礼貌，答应回答我几个问题。但是问题根本没法儿问。她抢过录音笔，把麦克风一下杵到我鼻子底下，人也压迫过来，一边 说：“你问吧，有什么问题，快请说！说呀说呀说呀！”
　　——“你知道吗晓风，他们这帮记者现在就是这么对付我的。我实在受不了了。无趣。”
　　——“十年前，这些人好多还都是我的学生，我就教他们怎么给采访对象挖坑，让人家往坑里跳。现在倒好，他们全学会了，这回都用到了我身上。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呀！”
　　诉苦。一直诉了一刻钟。
　　于丹现在完全被媒体包围了。她说现在采访她的，以杂志为多，而且大多是主编、主笔，规格越来越高，来的记者一个比一个有名，主笔一个比一个“大腕”，弄得她压力越来越大。这其实也是一种苦笑。
　　那天于丹一个上午都在接受采访，好几拨儿。下午就去郑州，本来是讲课，和《于丹〈论语〉心得》这书没关系，但是既然去了，出版社就希望再举行一次签售。于丹就配合。然后，12月24日回北京，第二天又要出差，一直忙到28日。
　　现在采访于丹的，都离不开她的这本书。11月27日，也就是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的第二天，中华书局开了一天会，分析《于丹〈论语〉心得》热销现象。大家认为，原因很多，当然首先是因为有央视这个强势媒体，有《百家讲坛》这个知名栏目，还有，《于丹〈论语〉心得》的内容，不论是讲座还是图书，都是就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论语》所做的通俗、生动而又亲切的解说，这种解说又与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紧密相联；第三就是主讲人讲得好了，于丹的个人魅力这个因素不容忽略。
　　其实，电视屏幕上的于丹，她的魅力只展示了一部分，甚至可以说不是最主要的那部分。
　　熟悉于丹的朋友也好、学生也好，都知道于丹是个爱开玩笑，没太正经的人。而论她讲课的本领，她的口才，电视传媒圈的人也许领略得更多，那叫口若悬河。不夸张地说，她在《百家讲坛》讲《于丹〈论语〉心得》，对她来说只使出了六分功夫，算是收到七分效果。
　　“对我的工作安排来说，《论语》已经过去了；《庄子》已经讲完了，也就是录完了，虽然是元旦才播出，但对我来说也已是过去时了。我的本职是教书，我的主要社会角色是一名教师，学校的工作占去了我工作和生活的最主要的、最大的部分。”于丹平静下来，开始说点正经的。
　　有评论说，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讲授的《论语》之所以广受好评，原因依然在于她坚持的平民意识和平民风格。但是在两千多年后的现代社会，人们阅读《论语》，自然会受到一定的阅读障碍和时代隔膜。于丹的高明之处在于，尽量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翻译《论语》，尽量穿插一些吸引人的故事解释《论语》，从而缩短《论语》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把诘屈聱牙的圣人语言以及思想掰碎了、揉烂了，捧给观众和读者，这自然便于受众的理解和吸收。经过于丹的“二次加工”，《论语》不再高深莫测，孔子也不再是一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而更像是一位面目和善、喜欢与人拉家常的邻家老头。于丹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论语》其实在我们几千年文化中有一个被主流意识形态化，而且被经典化的过程，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穿越那个作为主流文化，被高高地架在殿堂之上，被作为一个宗教供奉起来的儒学，而回到最初的原点。即回到每一个人内心，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现在要做的事情，不是用半部《论语》治天下，而是用半部《论语》修自身，作为一个内心的映照。于丹正是基于这种追求，让我们有机会走近了孔子，走近了这位智慧的邻家老头。
　　也有的评论说，《于丹〈论语〉心得》能够体现于丹睿智、从容、淡定的演讲风格，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和驾轻就熟的传播素养。更特别的是她那极富个性的讲解视角：抛开宏大的叙述，以觉醒了的个体人心去求得人生的真实感悟，在简略而明晰的讲析中让大众领会生命的真理。宇宙观、心灵观、处世之道、人格修养之道等等这样的人生命题，是《论语》的中心内容，但在于丹独具个性的视角下，变得通俗易懂、意蕴悠长，让读者穿越两千多年的时间隧道，体悟经典的平凡智慧。
　　《论语》集中了孔子的人生感悟和思想精华，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论语》的精髓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华融化于人的内心，天、地、人就会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人的力量就变得无比强大。于丹认为，同样，《论语》还是一本教人快乐的哲学，那些伟大而智慧的哲人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安身立命的本质，要我们活得有意义，有着清亮的快乐，饱满的信念与宽厚的平和，要我们懂得好好地活着。“当然，我有时也觉得，以我现在的年龄和阅历来解读《论语》，我也太年轻。我现在可以有中年的感受，但是什么叫真正的知天命，什么是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就敢说我明白了吗？”
　　说到《论语》，于丹还是那句话，就是写在书的扉页上的那句话：道不远人。所谓道不远人，就是孔子跟庄子一直都作为某种元素活在每个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
　　对于生活，于丹喜欢一个词——“ENJOY”，她说对她自己现在的生活她很享受。她现在只是事多，但是心并不忙，因为她自己有强大的内心定力，所谓心态不乱，状态不乱。只要你会分轻重缓急，会安排，享受工作和天伦之乐，就不会冲突。她喜欢《菜根谭》里的一句话，“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照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有些必须要面对，甚至必须要处理，当然也必须穿越。事情来了，用心去做，最短时间内做完，事情过去了，心里还是一片海阔天空。
　　临近元旦，于丹讲《庄子》就要播出了，于丹说：“赶在元旦期间播出《庄子》，算是《百家讲坛》给我拍的一个贺岁片吧。”

2006年12月2日，南开大学西南村叶嘉莹公寓内，两个醉心于古典文化传播的女性——叶嘉莹、于丹，经由中华书 局穿针引线，遂得一次难得的对话。她们谈对古典文化的热爱，她们谈对人生的感悟，无不予人以从容、优雅与温暖之感。

《论语》是本好书

　　我平生最受用的不是一句话，而是一本书，就是《论语》。
　　——叶嘉莹

　　读完了《论语》，就知道人生的路要从容地去走。
　　——于　丹

　　于：上大学时，听过您的课，我记忆犹新。当时听课，我们的感觉就是，您让诗词活起来了，您活在诗词里，诗词也活在您自己的生活里面。

　　叶：我们都是用自己的人生体会和生命感受来讲的，这个是最重要的。

　　于：我现在虽然讲的是《论语》，但是我总是能想起您讲诗词时的那种感悟，人整个浸润其中，使整首诗词活色生香，一种场被还原了，人整个儿可以进去。

　　叶：我觉得你讲《论语》也是，我看到有关你的介绍，说你四岁就读《论语》的？

　　于：那是家长在给讲，我父亲也是学文史的。

　　叶：四岁那么小，他讲你就能体会理解吗？

　　于：拣一些简单的讲，他不是整个儿很系统地从头开始讲起。他会摘出几句来。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他曾给我讲，“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一定是只有好人可以做我们的老师，你见到别人的行为是不贤德的，你也可以去警醒自己，观人观己是一种方式。小的时候父亲讲的多是这样的东西。

　　叶：你父亲真是不错啊，四岁就给你讲《论语》，而且讲得这么生动！我小的时候没有上小学，在家里读书，我正式开始读的第一个读本就是《论语》，我也是从小就读的《论语》，也是受《论语》的影响很大的。记得我70岁的时候，被新加坡大学邀请去讲课，毕业班的同学说让每位老师留写一句话，是你觉得平生对你影响最大的终生受用的。我就说：“我平生最受用的不是一句话，而是一本书，就是《论语》。”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姨母，她没像你父亲那样讲，我们就是背，不大讲，最老的办法。可是，常常会给我很大的冲击。我现在都记得——就是忽然间讲的一句，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我当时根本不懂其中真谛，只是想，这个“道”，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怎么说我早上懂了这个东西，晚上死了都不白活？我就一直很奇怪这个“道”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长大了以后呢，经历了很多挫折和不幸的事情，遭遇到某件事情的时候，忽然间，《论语》中的句子就会跑出来，所以说，我真的觉得《论语》是本好书！值得从小就开始读的。我就时常和我的学生说要多读《论语》。

　　于：过去，人常说，用半部《论语》治天下；现在，我说，用半部《论语》修自身，就足够了。但是就现在来看，我还不敢说这半部《论语》我就可以参得透。人的一辈子啊，真是每一段都有每一段的体会，我觉得我现在对什么是真正的知天命，什么是能够真正心平气和的耳顺，都还不能真正的体会。真的是觉得年龄和经历是不可超越的，人也无所谓说哪一段是走了弯路，如果不走过那一段路，又怎么能到达这里呢？所以读完了《论语》，就觉得人生的路要从容地去走，到哪一步就有哪一步的体会和心情，到了什么时候都会觉得自己的心智还在增长，还在开悟，总会有收获的。

　　叶：是的是的，我现在最想问孔子的就是，孔子说“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那我现在80了，80以后怎样过呢？哈哈，孔子怎么没说80以后的呢？

　　于：叶先生说的这个真是很有意思，今天上午我在讲座里正好讲到了这个，在讲座结束的签书现场，一个20岁上下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子过来很认真地问我说：“您说，孔子说十五而志于学，然后就三十而立了，那孔子有没有讲过人20岁的时候呢？我20岁了，我特别想让孔子对我说句话，我20岁了该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真是很可爱的。还有一个12岁的小女孩，她过来和我说：“阿姨，我听完您讲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论语》里讲得都不是废话。”

　　叶：当然了！哈哈。

　　于：其实，她能说这样的话，也是挺了不起的。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就是没有看过《论语》，她可能没有这种家学渊源让她去读，但是现在，她至少觉得那讲的不是废话了。

就在《于丹〈论语〉心得》在图书市场上热卖时，一个网名为“塞外李悦”的网友发帖对该书进行了批评，并指出其中14处“谬误”。这一组题为“《论语》可以乱讲吗？”的帖子受到网友热捧，不但被置顶，而且访问量飞升。

　　不能不说，于丹的火，决不是火在她对《论语》的研究真有多么深入，多么透彻，而是火在了 她能以自身的理解，对《论语》进行了有一定文化含量的大众化解读，再加上她本人的身份、地位、口才等外部条件，更加符合电视传媒的种种审美需求，受到观众的追捧也就不奇怪了。

　　类似的例子，其实俯拾皆是。笔者喜欢看央视体育频道的象棋节目。前几年，我经常纳闷央视为什么一直请张强来主持讲棋。因为无论是段位，还是在棋界的影响，张强都远远谈不上权威。后来我似乎悟出了原因：专业棋手的身份，加上年轻、帅气、口才不错，可能是他稳坐这把交椅的主要原因。毕竟，做节目不是打比赛，大众传媒不能不考虑观众的观赏心理。这一点，“塞外李悦”们大可不必不服气。换个角度看，如果真的让一个学究式的《论语》权威走上荧屏而不考虑其他条件，火起来的可能性倒不会有多大了。

　　不过，我非常赞赏“塞外李悦”从学术角度上对于丹的挑战。毕竟，“美女教授”、“文化超女”等符号，只能作为“赏心悦目”而存在。于丹在大众心目中的根本价值，还只能是在学术、在《论语》上。以8000多字的篇幅，指出于丹的14处“谬误”，这对读者从多重角度理解《论语》，绝对是一件好事。

　　于丹再火，人家也是有言在先，针对《论语》说的、写的，不过都是“心得”而已，从来也没说自己是权威。面对挑战，于丹除做出了“大众传播平台决定了这种讲法”之类的解释，更是坦陈自己被传媒夸大了，她的书只是给了读者一个起点。这种淡定冷静、实事求是的学者风度，同样令人赞赏。

据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提供的信息，继去年11月于丹在这里签售《于丹〈论语〉心得》创12600册的记录后，3月3日下午,她再创新高：签售《于丹〈庄子〉心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5060册，比上次多了2460本。

　　3月3日下午1点。雨中的中关村图书大厦被热情的读者包围着，人们手中 擎起的伞汇集成五彩缤纷的海洋，图书大厦内读者摩肩接踵。图书大厦的工作人员说，1点半签售，但早晨5点就有人来排队了。从河北赶来的刘先生告诉记者，于丹的讲述浅显易懂：“多少年想不明白的事儿，她一讲心里就亮堂了。”82岁的李先生一次买了5本，“我听了很受益，多买几本让孩子们也读读。”他说。记者看到,身着黑色大衣的于丹到场后，先深深地向读者三鞠躬。她在签售前的简短发言赢得大家热烈的掌声：“是读者让我对经典有了反思，这种感受在两三个月之前还没有。读者的反响、探讨、期望，让我在写书时更有使命感，也更严谨。”于丹表示，自己还会继续在《百家讲坛》做节目，并透露已在计划另一本新书的写作。

　　据了解，于丹的《〈庄子〉心得》春节期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刚刚播完，图书版《于丹〈庄子〉心得》是她在同名讲座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润色完成的。首印100万册、约18万字的全书包括“庄子何其人”、“境界有大小”、“感悟与超越”、“谈笑论生死”等十个层面的内容，出版社特邀国画家杨长槐、杨彦为此书配了水墨画插图。

近日，学界名家任继愈、杜维明、许纪霖、杨念群、来新夏等著名学者接受本报独家采访，首次公开就“十博士联名倒于”事件发表看法。

　　任继愈先生说，解读《论语》的著作能成为超级畅销书，这是好事，说明了社会上对传统文化有饥渴感。研究和普及《论语》需要各种角色，有人打前站 造声势，有人跟进作深入研究，挺好的。于丹的解读是一家之言，如果有错误，可以讨论批评，百家争鸣总是好的。

　　杜维明告诉记者，他不反对有人对《论语》作个人化的理解。一部《论语》能流传至今，本来就是在不断地被诠释中获得生命力的。《论语》不仅能够、而且也需要从不同角度扩展其外延，获得当代价值。但是，他反对太离谱和肢解性的诠释，毕竟，弄懂原意是基础，在此基础上的理解和心得才是个人的事情。如果第一步出了问题，则有损文化的纯正性和承袭性。他还强调,“把书读懂”是基础教育应该完成的工作，“个人见解”是第二步。现在，如果人们期望这两步一起走，自然是奢望。杜维明认为，这次争论提示我们，在基础教育中加强经典的传授非常重要，不能让大家都走上社会了，再去补课。

　　就“十博士联名倒于”事件的本身，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许纪霖评价为“学理讨论的味太少”。他认为，十博士可以在学院做研究，于丹可以在媒体上讲论语，当然于丹也可以批评，因为于丹有硬伤，但没有必要搞成一种“绝然”的对峙，一种联名抵制的“打擂台”的姿态，这显然与解决公共文化危机毫无补益。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也认为，如果于丹的《论语》讲得有问题，博士们完全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表达自己对《论语》的理解，批评的形式恰恰不应是通过这种媒体炒作的广告式行为，在这样一个层面上与于丹直接对话是没有意义的，相反这种学术姿态恰恰会变为市场化的牺牲品，因为于丹的背后有更加复杂的文化运作机制在起作用。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来新夏先生认为，经典永远蕴涵各方面的内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得，才能把经典往前推一步。

　　“博士们的板子打错了”。杨念群认为，批评，不应该把矛头针对某个个人，不能就于丹说于丹，就论语说论语，而是应该质问，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和机制产生了于丹这种解读论语的方式？于丹个人背后是中国整体文化的堕落和无奈。板子没有打到痛处，应该去建立起对整个文化机制和运行规则的批判。杨念群说：“于丹可能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火，于丹现象是被主流媒体进行甄别选择后，又迎合了大众极度需要精神慰藉的心理而诞生的现象，其实从本质上而言与解读《论语》本身是否准确的学理性讨论已经没有多少关系。十年前大众中就出现过一手拿着炒股票书、一手拿着禅宗语录的怪异形象，可谁也不会傻到会以为这些人真对探讨传统文化本身感兴趣。”

　　杨念群认为，国民阅读率近几年在持续下降，于丹成为主流媒体迎合大众心态的产物，是整个中国学术文化越来越“幼稚化”的产物，她个人扮演的其实是非常被动的角色。杨念群感慨，我们国家出现了很多怪异的文化和社会现象，但我们本身的学术批判反思能力却非常滞后，拿不出有力量的批判理论，没有真正适合中国自身的学术力量和队伍来增强对文化现象分析的力度，学术界对此也负有很大责任。

　　“中国士大夫历来是有教化传统的，这个传统在80年代，知识分子也承担过，为什么90年代以后我们放弃了呢？”许纪霖表示，这些问题的思考，比批评于丹更重要。

　　十博士在帖子里提出，“如果仅仅靠耍嘴皮子就可以获得社会荣誉，但谁还愿意从事那些艰辛然而却是真正有益于文化积累传承的研究呢”？对此，许纪霖表示，在今天，媒体知识分子和学院知识分子已经分化，各自发出各自的声音。杨念群举例说，“学者没必要为于丹的成名而眼红嫉妒，学者要想成名，肯定不如歌星那样万众瞩目，如果真愿意投入到学术当中，就不应该过多考虑投入之后要获得多少轰动式的市场回报；考虑多了也没用，如果还想获得类似时尚文化那样的回报，那只能说明你对自己从事的研究对象没有真正的兴趣，和自信心不够。”他表示，即使成为一名卓有建树的学者，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获得某种特定文化意义上的承认，但这种承认永远不会是大众化的承认，而更有可能是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圈子里得到同仁的评价，以作为辛苦劳动的回报。

　　或者，由“于丹事件”，我们还应该考虑得更深。比如，为什么市场选择了于丹，大众接受了“心得”？很多人看得懂《论语》的原文，为什么还要去看“于丹”？“其实很多人对传统文化本身并没有真正的渴望，只不过大家活得都很累，把于丹版的《论语》当作一个消遣罢了。喝心灵鸡汤的人永远比吃典雅文化大餐的人多。这就像那些清宫戏，现在已扩展到唐宫戏了，如果你针对那些戏说的成份再说三道四地认为不符合什么历史真实，那就会被看作迂腐，因为‘戏说’本身就是个大众消遣的形式，它作为时尚产品，其运行规则与真实的历史无关，你偏要去把它装在学术的框子里去评价它，结果就是没人看，不遭骂才怪呢！”杨念群说，大家未必会想从于丹版《论语》中得到真正的古典文化的熏陶和国学熏陶，就像人们想从戏说清宫戏里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一样，也就无所谓正不正说了。

　　而且，于丹弥补了一个市场空白。许纪霖认为，其实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他们并不关心“民主”和“科学”等大问题，但是每个人都会关心人生的应用问题。就像宗教和信仰的区别，高级宗教有几个人去钻研呢？一般人能从教条里获得人生原则和智慧，也就够了。

　　然而来新夏先生要提醒的是，于丹的“论语”讲得如何暂不评论，“但于丹的心得并不能代替你的心得，你的心得也不同于于丹的心得”，每个人只有走向原著，综合自己的学历、经历、人生等各方面感受，自己的感想才是自己所有。

这本书题为“教女儿学《论语》”。书稿完成，女儿却告诫父亲说：“你应该在后记里写上：本书纯属虚构。”作者承认，该书的真实成分大概只占10%。

　　如此一来，构成全书的主干——父女对话，便成了“ 拟作”，亦即以“拟言”、“代言”来代替“记言”。这是一种介乎合理与随意之间、出于“想当然而代为之词”的对话式文体，是中西古代子书的通例。钱锺书说过：“诸子书中所道，每实有其人而未必实有此事，自同摩空作赋，非资凿空考史。”作者无意间玩了一把“假托剧情”！

　　不过，我更在意作者如何向女儿讲授“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类不中听的话。这句话，朱熹的《〈论语〉集注》未作任何回护，作者却给打了圆场，说孔夫子“不过描述了女子的一些天性，也不必太较真。女子的特点，大多容易受情绪驱使，变化起来难以捉摸，并不是什么坏事”。可女儿却很会追问：“那为什么要和小人放在一起说呢？”作者回答：“因为在待人处事的特点上，两者有一些相似吧……”（第352页）一个“吧”字，表明作者其实有些心虚。不过，作者倒也有言在先：没有结果就是结果。

　　其实，《论语》中这类不中听的话，其例颇多。最令人难受的，还是那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据说，汉朝的郑玄曾经引用《春秋繁露》中的“民、暝也”来解释这句话。钱锺书更曾经举出“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民不贵学则愚”、“塞而不开则民浑”等等来连类。当代儒者要维护孔夫子的“美好形象”，大都对这类话能打圆场就打圆场；实在打不圆，就干脆回避。本书所采用的，大体也是这种立场。

　　一位古人说过，宋儒解释《论语》有个毛病，就是“求之过厚”。一遇见“忿疾讥斥”的地方，必定“周遮护讳而为之说”，以归于“春风和气”。笔者以为，今人解读《论语》，不应再犯这类毛病，而应有点历史主义的态度。

　　当然，解读《论语》而不引起异议，几乎是不可能的。据说，针对这部两万余言小册子而写成的专著，至少在三千种以上。所以，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说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这么多书，当然歧义迭见。但也说明，解读《论语》是极困难又极容易的事。难者，在于突破前人难。易者，在于承袭成说易。所以，每遇到一部新解，我们最好能将其与前人的研究成果做些比较，看看谁的解释更畅通。至于作者，自然更应对前人的成果有所尊重，别耍弄“限于体例，恕不一一注明”之类不那么“儒”的鬼把戏。

　　比如子贡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杨伯峻先生翻译：“我不想别人欺侮我，我也不想欺侮别人。”注明“加”是驾凌、凌辱的意思。这一解释，与钱锺书《管锥编》中的解释为“欺压”意思一致（第177页）。李明阳的翻译则是：“我不希望别人把事情强加在我身上，我也不打算把事情强加到别人身上。”（《论语》，黄山书社，2005年。第44页）本书的解释与之相同：“我不愿人家强加于我的事，我也不想强加于人。”但多了一段说明：“子贡有很好的学习习惯，平日有什么心得，都会主动跑到老师那里汇报，听听老师的意见。这一回，他来汇报近日思考的一个结论。”（第86页）

　　再如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本书的解释是：“可以在一起学习，但未必可以走同一条道路；可以走同一条道路，但未必可以共同有所成就；可以共同有所成就，但未必可以在一起权衡利害得失。”把“权”解释为“权衡”（第184页），而杨伯峻先生的解释是“通权达变”，钱锺书更认为其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坚持原则而灵活应用”，亦即所谓“君子贞而不谅”。依照杨、钱二位的解释，这段话则可翻译为：“能共同学习，未必能共同上路；能共同上路，未必能共同坚守原则；能共同坚守原则，未必能共同灵活掌握。”“上路”，就是追求真理的意思。其中“道”字，双关道路和真理。

　　《论语》中还讲了一个小故事：“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按照朱熹的解释，这段话可翻译为：互乡那个地方的人很难与之有共同语言，可孔子却见了那里的一个孩子，弟子们感到不理解，孔子便说：“既然他收拾得干干净净地来了，我就对他的清洁表示赞许。至于说他过去怎么样，我可担保不了。他能来，我也表示赞许，至于他走后怎么样，我照样保证不了。这么做，有什么过分的吗？”这里的“往”字，照钱锺书的考证，不是指“过去”，而是指“将来”，朱熹的解释则把“过去”与“将来”都照顾到了。本书对孔子话语的翻译却是：“应该促成他进步，不能促使他退步，你们过分了!人家怀着洁身自好之心，前来求教，就应该促成他洁身自好，不要总记住他的过去。”（第141页）

　　这种可以相互比照的例子是很多的。像“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这里的“必有”，钱锺书认为是“如果有”，作者则解为“一定有”。谁更贴切，读者不妨自行定夺。

　　说了上述这些，绝非想否定该书。相反，我认为此书写得相当不错。笔者所不赞同的，倒是本书的广告语：《于丹〈论语〉心得》只适合成年人阅读，本书则适合青少年学习。我以为，本书的阅读对象应该是成年人，于丹一书的对象才应该是小孩子。因为，本书既有原文、拼音、注解，还拟作了父女对话，是对《论语》的通解，必须首尾完足，根本无从藏拙。而于丹一书呢，只是一己之“心得”，可以有“得”便说，无“得”便了；既无须斤斤于典则，亦无须介介于纤微；放纵文体，任心漫与，只说一面之词亦无不可。至于这些“得”的程度，借于丹本人的话说，都是“简单真理”，自然也是最适合于教育儿童的。有时，于丹的“心得”甚至让我想起《西厢记》中红娘之引《论语》（参看《管锥编》第933页）。她可以大讲“天何言哉”，而不大理会“有德者必有言”；可以讲孔子如何和蔼可亲，而不大理会“君子不重则不威”；可以讲安贫乐道的高妙境界，而不大理会“禄在其中”（参看《管锥编》第1541页）。这些，都是本书所躲不开的。所以，就算我们想给于丹挑毛病，都难——人家本来就说过，“万万不敢”“作《论语》的讲解和辨析”、“没有能力拿出一份数据精确的化验报告”嘛！本书却选择了“化验报告”的路数，所以必然会有大人要商榷、孩子难理解的地方。难怪作者说，未见此书对女儿有什么影响，人家迷的依旧是QQ。况且，于丹的实际写作文字约为六万，本书大其五倍。孩子哪有耐性读如此大部头？所以，笔者以为，出版商把此书与于丹一书的关系搞颠倒了。当然，这可能也正说明笔者完全不懂得生意经。

近日，据有关媒体报道，3月3日，就在《百家讲坛》主讲人于丹《于丹〈庄子〉心得》一书的签售会现场，一名男子突然脱去外套，里面的白色T恤上赫然出现几个毛笔大字：“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紧跟着第二天，这名男子以网名“世纪婴儿300”在天涯论坛发贴，用图文的形式记录了自己在签售会上的“惊人之举”。“于 丹有讲的权利，我也有按照自己方式批判的权利。”该帖一出即引来众多网友跟帖热议，其被网友称为“T恤男”。（新民网3月8日）

　　我完全能够理解汤军的逆反心理，因为俗话说，爱一个人可以只需要有一个理由，而恨一个人则有着一千，甚至一万个理由。从汤军的一系列言行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于丹是没有什么好感的，因此，有一些躁动与情绪失控也实属正常，情有可原。

　　其实，不管是易中天的《品三国》还是于丹的《庄子心得》，在我看来，都只不过是学术传播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并不存在对与错、是与非的区分，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多元化发展的社会里，答案是丰富多彩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选择与表达的权利。正如你可以选择早上吃“馒头”，我可以选择啃“面包”，即便是同样选择吃“面包”，也是存在着个体差异。倘若说只是因为选择的差异便对别人说三道四，横加指责，我以为是盲目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你有你的权利，我有我的选择，互不干涉，各自独立，人与人之间应当学会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毕竟一花独秀不是春。

　　于丹不过是选择了一种符合大众的传播方式，至于如此上纲上线，给她扣上高帽子吗？那些自以为是的专家与教授们难道不该好好反思一下吗？高高在上永远只是一潭死水。于丹现象只不过是“馒头”与“面包”的选择差异，你可以不同意于丹的观点和讲课方式，但应捍卫她说话的权利，没必要过于激动，“馒头”与“面包”的选择永远没有对错。

文化经典能否戏说？“学术超男”、“学术超女”的出现是时代的必然，还是时代的灾难？轰轰烈烈的“传统文化”狂热的背后，是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的真正复兴，还是传统文化也已经沦为了时代的文化消费场？在快速接受了 现代化的技术启蒙之后，中国民众因为精神的匮乏和心灵的迷茫，而亟需的这场传统文化的精神再启蒙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对于“于丹现象”，我们应该想得更多。由“于丹现象”引发的争论，仅仅只开了一个头。

1　8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品格质变

　　80年前王国维的自杀和今天的“于丹现象”，都应当放在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及其“学”的传统的丧失中来理解。

　　在“求真悦学”的王国维为文化精神殉节之后80周年，我们不得不 面对以“不学而术”而走红的于丹。

　　以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为标志，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从传统的“士”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的转换，伴随着这种转化的，是文化自身在20世纪中国社会中的边缘化。

　　80年前王国维的自杀和今天的“于丹现象”，都应当放在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自身的边缘化及其“学”的传统的丧失中来理解。

2　“以身殉学”的王国维

　　以追求纯粹的知识为治学真义的王国维，在20世纪初遭遇到的正是学术变成工具、点缀和把戏。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享年50岁。

　　王国维对学术的自由独立怀抱着崇高的理想，以追求纯粹的知识为治学的真义，因此坚决反对学术的功利化和依附性。然而，他在20世纪初遭遇到的正是学术变成工具、点缀和把戏。王国维认为，“学”的真义就是独立自由的追求真理，而“艺”（术）是对真理的转化运用。“治学”是“求真”，而“治艺”是“求利”。所谓“视学为艺”，就是不以“求真”为学术的根本目的，而以学术为功利致用之术。对学术的取舍以功利为标准，其于学术所得必然是半途而废、似是而非的口耳之学。所以，王国维悲叹：“学术之绝久矣。”

　　王国维身历了学术边缘化的两个早期阶段（国学派的自我边缘化和“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但实际上以他天才巨子的敏感和预见，他已经预感了学术彻底边缘化的境遇。学术边缘化的实质，就是学术丧失了自身的内在价值（精神价值），被转化为获利致用的工具，因此，社会由鼓励“求真悦学”的精神而转向倡导并盛行“视学为术”的观念。

　　王国维晚年，其身就被夹在逊清小朝廷和国民政府的争斗中困苦挣扎。他既不能改变现实、看不到希望，又坚守他所推崇的屈原的“廉贞”的情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因此他唯有“一死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近日，北大清华等校十博士在网上联名抵制“学术超女”于丹，甚至要求她从《百家讲坛》下课，并向电视观众道歉。一石激起千层浪，围绕于丹现象的网络大战狼烟四起。

　　十博士和其他一些学院派人士以学术的标准来看于丹、要求于丹，称其为“学术超女”“文化奶妈”，攻击其所讲《论语》为“心灵鸡汤版《论语》 ”；而于丹的“粉丝”或同情者、理解者则认为，于丹解读经典的方式通俗易懂，切合现实，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要（这必然也意味着被市场认可和巨额的经济收入）。后一种意见可以粗俗地概括为数量（接受者的数量和版税的数量）就是硬道理！但是说实在的，笔者见到的这些评论大多是泄愤之作，情绪有余而理性不足，基本上都属于“心灵鸡汤”式批评。

　　其实，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化生产理论看，围绕于丹现象展开的论争，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生产场域之间的一种争夺文化资本的斗争。

　　在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已经成为一个相对自主的场域，文化资本也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资本形式。与经济领域赤裸裸地追求利益不同，文化生产场域（特别是那些由专家学者等同行组成的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奉行的常常是文化的非功利性和知识分子的超越性的神话，那些在文化生产场域追求赤裸裸的物质利益的人将失去同行的认可，这就是所谓的“赢者输”（the winner loses）逻辑或“颠倒的经济”（reversed economy）。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场除了与政治、经济等场域相对分离以外，其内部还分化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和“批量化的文化生产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特点是高度专门化，参与者的努力目标指向同行的认可，他们争夺的是高度专门化的、相对独立于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学术资本，这些专门化的文化场域可以称为抵抗商业或政治标准的“纯科学”或“为艺术而艺术”的场域；而批量化的文化场域更多地指向商业成功或大众趣味等“外在”标准，它们生产的是可以迅速地或现成地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文化商品。两个文化生产场之间为争夺文化资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在市场上赢得巨额利润的文化人，比如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学术界同行的激烈声讨和批判，认为这些所谓的学术明星不是“真正的学者”，而是“文化奶妈”“学术超女”“学术超男”。其实，于丹及其粉丝与十博士以及其他以捍卫学术的严肃性、经典的本真性的人的争论，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生产场域的冲突的戏剧性体现。易中天、于丹在市场上赢了，但是他们的代价是在学术圈内输了；在大众那里赢了，在同行中输了。这就是所谓的“赢者输”。当然，说于丹、易中天在学术同行中“输”了，只是从学术标准看的，也有不少学者对于丹、易中天的解读方式进行了肯定，但是这种肯定都是集中在把经典大众化方面，几乎没有人认为于丹、易中天的解读是创造性的学术研究。这方面，杨念群的见解是比较典型的。他认为：“于丹现象是主流媒体进行甄别选择后，又迎合了大众极度需要精神慰藉的心理而诞生的现象，其实从本质上而言与解读《论语》本身是否准确的学理性讨论已经没有多少关系。”这里值得玩味的是，他一方面对于丹的成名显得很宽容，但是另一方面却坚决地把她纳入“时尚文化”、“心灵鸡汤”的行列。他还比较说，“一名卓有建树的学者，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获得某种特定文化意义上的承认，但这种承认永远不会是大众化的承认，而更有可能是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圈子里得到同仁的评价，以作为辛苦劳动的回报。”（《中华读书报》2007年3月14日《问题的思考比批评于丹更重要》）

　　李泽厚的立场与此非常相似，一方面，他明确表示“我支持于丹。”并且认为于丹类似于“布道”的工作，是一个“布道者”，具有西方的布道者一样的功能：稳定社会、慰安人际，安贫乐道；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反复说于丹不是专家，“她是做普及化平民化的工作，她并不是专门研究孔子的专家学者，她只是在宣传孔子的思想，有点相当于西方的布道士。不要用专家学者的标准来要求她。”更有意思的是，当记者问李泽厚是否想过作一个“布道者”的时候，他显得急于要和“布道者”划清界限：“我从来没想过。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兴趣。”他接着还说：“如果我的书一下子销250万，那我就彻底失败了。我想王国维，他也会不情愿自己的书一下子就能卖250万吧。”可见，李泽厚很明确地认为，作为一个学者，市场上的巨大成功不但不是专业成功的标志，而且恰恰是失败的标志。可见他宽容于丹的前提是：我不是于丹！如果我也像于丹那样在市场上大获全胜，就意味着我在同行中的彻底失败！（《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南方周末》2007年3月23日）

　　这又一次印证了“赢者输”的逻辑：李泽厚先生，还有很多其他的学者对于于丹的宽容有一个前提：于丹不是学者，而我是学者。换言之，于丹的赢是一个文化普及者在一个批量化的文化生产场的赢，是市场上的赢，对我并不构成威胁。这表明，一个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场（简单说就是专家组成的同行学术界）越是有地位、有名望、有自信的学者，对于于丹就会越宽容。这就难怪许多支持或者理解于丹的人，恰恰是在学术界地位极高的前辈或者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之外还有任继愈先生等等），于丹的大红大紫威胁不到他们的地位。所以，他们大力肯定于丹的“普及工作”，却很少提及同行中新锐们的创新成果。

　　在我看来赢者输是很正常的现象。赢者通吃才是不正常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现象还是值得我们庆幸的：“赢者输”表明我们的文化场域开始了分化，不同的场域有了不同的游戏规则和资本形式。而文化市场场的这种分化还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因为不同社会文化领域的分化自治正是民主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文革”式的极权社会，就不可能出现“赢者输”的现象，而只会有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局面。在解放后屡次发生的文化学术运动中（比如评《红楼梦》，评《海瑞罢官》，评《水浒》等等），“红色专家”的那些大批判文章既是最最“学术”的，同时也是最最流行的。为什么？因为文化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场域统统都没有独立，它们全都一统在极权政治的天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