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论语》很火，孔子很热。现在的“孔子热”，热的不是孔子，孔子只是符号。
　　最近几年，有三个刺激，逼我重读《论语》。第一是竹简热。第二是孔子热。第三是读经热。我读《论语》，主要是拿它当思想史。我的读法是：查考词语，通读全书；以人物为线索，打乱原书顺序，纵读《论语》；以概念为线索，打乱原书 顺序，横读《论语》；最后，是我的总结。
　　读《论语》，我的感受，两个字：孤独。孔子很孤独。现在，有人请他当心理医生，其实，他自己的心病都没人医。在这本书中，我想告诉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真正的孔子，活着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这是明明白白写在《论语》里面的。我宁愿尊重孔子本人的想法。孔子不是圣，只是人，这才是真相。
　　我的书是用我的眼光写成，不是人云亦云，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读孔子的书，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讲，他是个堂吉诃德。
　　读《论语》，要心平气和。目的无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孔子。
　　（引自《丧家狗——我读〈论语〉》自序）

■识小录

　　“丧家狗”的训诂问题，只是一个细枝末节的考证问题；但由此引申出来的解释问题，却是不同的价值取向之争

　　李零先生的《丧家狗》一书，就像一块大号板砖，砸进泛着“孔子”、“儒家”、“国学”泡沫的那池思想浊水里，顿时波荡鱼惊，口水四溅。争论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考证层面，即“丧家狗”本义的训诂问题；一是解释层面，即将孔夫子称作“丧家狗”的思想立场问题。

　　“丧家狗”新解

　　何谓“丧家狗”？要解决这个训诂问题，只能回到原始文献。

　　关于“丧家狗”的故事，应区分为两种不同内涵的文本系统。第一种文本以《史记·孔子世家》为代表：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未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类似记载又见于《白虎通·寿命》、《论衡·骨相》、《孔子家语·困誓》，文辞大同小异，不具引(以上四种文本都已见于屈守元的《韩诗外传笺疏》)。李零即根据这种文本，认为“丧家狗”指无家可归的狗，也就是通俗所说的流浪狗。

　　另一种文本仅见于《韩诗外传》：孔子出卫之东门，逆姑布子卿……姑布子卿曰：“得尧之颡，舜之目，禹之颈，皋陶之喙。从前视之，盎盎乎似有王［土］者；从后视之，高肩弱脊，循循固得之，转广一尺四寸，此惟不及四圣者也。”子贡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癨(面而不恶，葭(醤)喙而不藉，远而望之，羸乎若丧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贡以告孔子，孔子无所辞，独辞丧家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贡曰：“癨(面而不恶，葭(醤)喙而不藉，赐以(已)知之矣。不知丧家狗，何足辞也？”子曰：“赐，汝独不见夫丧家之狗欤？既敛而椁，布器［席］而祭，顾望无人，意欲施之。上无明王，下无贤［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众暴寡，百姓纵心，莫之纲纪。是人固以丘为欲当之者也。丘何敢乎？”

　　批评者根据这一文本，认为“丧”指治丧(读sāng)，而非丧失(读sàng)，“丧家狗”是指治丧人家的狗，而李零的理解是误读。

　　双方各有所据，各持一义，但实际上，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隐性前提，即这两种文本中的“丧家狗”的含义应是一致的，非此即彼。但我却有不同想法，我觉得这两种文本中的“丧家狗”各有所指。

　　细读两种原始文献，可知《史记》所载的大意是：郑国人觉得孔子的上身有圣王之相，而下身却没有，看上去像“丧家之狗”；孔子则否认自己的形象能跟圣王相比，却认同“丧家之狗”的形容。在此处，“丧家之狗”是贬义，但孔子欣然接受，以示自嘲。从上下文观察，将“丧家之狗”解释为流浪狗，实吻合文献的语境。

　　《韩诗外传》所载的大意则是：相者姑布子卿觉得，孔子从前面看像古代圣王，从后面看却不像，远远看上去则像“丧家之狗”；对于自己形象与古代圣王的异同方面，孔子不表示异议，惟独拒绝“丧家狗”的形容。在此处，“丧家之狗”偏于褒义，而孔子反倒拒绝接受，与《史记》所载恰恰相反。

　　何以《韩诗外传》中的“丧家之狗”会是褒义？如果它仅仅是指治丧人家的狗，又何可尊可敬之有？对此，我有一个新解：此处的“丧家之狗”，并非指一般的活狗，而是指在丧葬仪式上使用的“刍狗”！按：所谓“刍狗”，即用茅草扎成的假狗，是古人祭祀的用品；在祭祀时显得冠冕堂皇，而祭祀一过，就弃如敝帚。如《庄子·天运》云：“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斋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淮南子·齐俗训》亦云：“譬若刍狗土龙之始成，文以青黄，绢以绮绣，缠以朱丝，尸祝羫苭，大夫端冕以迎送之；及其已用之后，则壤土草蓟而已，夫有孰贵之？”

　　我们且回头再细看《韩诗外传》形容“丧家之狗”的那几句话：“既敛而椁，布席而祭，顾望无人，意欲施之。”末句“意欲施之”的“施”，通“弛”，当指弃置之义。——这是说，在完成丧礼之后，四望无人，就要抛弃掉，此即“丧家之狗”的下场。这不正与《庄子》、《淮南子》所说的“刍狗”若合符节吗？如果是活生生的狗，又何必非要扔掉呢？就因为它只不过是草扎的模型狗啊！

　　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韩诗外传》里的孔子何以会拒绝“丧家之狗”这一比喻：因为“丧家之狗”只是假造的“刍狗”，看起来尊贵光鲜，实际上不过暂时利用；而孔子却不愿意像“刍狗”那样，徒有圣人名义而无所作为。至于所谓“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众暴寡，百姓纵心，莫之纲纪。是人固以丘为欲当之者也。丘何敢乎”云云，大约是说：在世道混乱失序的时候，人们需要我孔丘这样的人作为“刍狗”，表面上尊之拜之，而一旦时过境迁，则弃之不顾，我哪能当笨伯呢！据《论语·阳货》，孔子曾表示：“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孔子不甘心做虚有其表的匏瓜，当然也不甘心做有名无实的“刍狗”了。

关于“丧家狗”的两种故事系统，《史记》一系的文本流行较广，当出现在前；而《韩诗外传》只是孤立文本，当形成在后。我猜测：大概因为前一种文本将孔圣人形容为无主之狗，以后尊孔者感到不满(正如现在的新儒家对李零不满一样)，遂假造出一种“修正主义”的新文本，同时更偷换概念，勉强地将“丧家之狗”的所指改为“刍狗”。

　　因此，《史记》所见的“丧家狗”故事虽不见于《论语》，但至少比《韩诗外传》的文本更可信据；即使那不是绝对可信的孔子“纪实”，也是相对可信的孔子“传闻”。在有限的文献依据中，引用这一“传闻”以复原孔子形象，无可厚非。

　　这就意味着，李零对《韩诗外传》文本虽嫌不够重视，但他根据《史记》文本，将“丧家狗”理解为流浪狗，在结论上并无不妥。孔子作为当时从统治阶级中分离出来的游士阶层的代表，喻之为无家可归的狗，不亦宜乎？

　　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回忆：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胡适)，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

　　唐德刚对胡适的态度，恰近于李零对孔子的态度。唐德刚不将胡适当作圣人或完人，然而胡适自有千秋，“惶惶如丧家之犬”，又何曾有损这位“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的形象呢？

　　宁当“丧家狗”，不可做“看门狗”

　　在将“丧家狗”解释为流浪狗的前提下，李零更将“丧家狗”当作知识分子的隐喻———“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这个引申，固然融入了他个人的思想经验，但并未违反原始文本的语境，我以为是一个有意味的精彩引申。

　　“丧家狗”的称呼，适合比拟不得志的孔夫子，适合比拟失意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之，适合比拟对现实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也适合比拟作为思想流派的儒家的历史形象。

　　在西汉以前，儒家多不得意于当时，??惶惶，奔走列国，岂非如“丧家狗”乎？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才总算被政治招安，从此两千年间，大都成了君主制度的“看门狗”。直到辛亥革命天崩地解，传统帝制终结，儒家无所依附，又从“看门狗”变回“丧家狗”。这是儒家的不幸，也是儒家的幸运：不幸的是丧失了制度依靠，不再有权力作后盾；幸运的是不必依附权势，更容易养成独立的批判精神。

　　现代以来的新儒家，如张君劢，如徐复观，皆在文化上坚守中国本位，而在政治上借鉴西方民主，对独裁制度作不平之鸣，正是“丧家狗”式的儒家；相反者如钱穆，为古代的君主专制做辩护士，为当代的独裁者做政治花瓶，则是“看门狗”式的儒家。至于今日大陆的新儒家，鼓吹所谓“政治儒学”、“现代仁道”，手淫思想，意淫政治，盖欲作“看门狗”而不可得者也！

　　“丧家狗”的训诂问题，只是一个细枝末节的考证问题；但由“丧家狗”引申出来的解释问题，却是不同的价值取向之争。关于“丧家狗”的争辩，无非是借题发挥，借考证问题发泄其价值拷问，借学术问题显示其思想姿态(亦如明代对《大学》古本问题的考辨，背后实为朱熹、王阳明的思想路线之争)。故训诂问题、考证问题即使可以解决，思想问题、立场问题依然无法调和。胡适在《与柳田圣山论禅宗史书》中说：先生似是一位佛教信徒，似是一位禅宗信徒，而我是一个中国思想史的“学徒”，是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所以我与先生的根本见解有些地方不能完全一致。

　　同样道理，李零作为一个文献学家，一个非儒非孔的怀疑主义者，与作为信徒的新儒家之间，可谓鸡同鸭讲，是无法真正展开对话的。

　　陈明先生批评李零只是“训诂家的眼界”，无法承担解释《论语》的工作。确实，训诂方法不足以完全解决思想层面的问题，但它至少可以更加接近文本的原始面目，也更加接近古人思想的原貌；相反，由信仰出发的思想讨论，既以信仰始，亦以信仰终，则丝毫无益于文本问题的解决。训诂当然不是目的，不是结束，但却是前提，是基础；没有训诂作为基础，所谓思想不过是沙上之塔。换句话说，没有思想的训诂还是训诂，而没有训诂的思想只不过是信仰而已。

　　道术已裂，世论多歧，辨如不辨，了犹未了。我原本只希望能解决一个小小的考证问题，其他的话，终不过是多此一举罢。

《论语》作为流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对中国乃至世界影响至深。从古到今，对《论语》的注释解读就没断过，相关文本数以百千计。在今天国内“读经热”、“国学热”的背景下，坊间关于《论语》的图书也日渐增多，北大学者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是眼下最受关注的一种。说一百人心中有一百种《论语》读法或许并不为过，比较这些不同读法，应当是件有趣味也有价值的事情。——编者

　　诚如李零自己所说，他是靠考古、古文字、古文献这“三古”吃饭的。他在《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中，充分施展了自己的“看家本领”，通过精湛细密的训诂考据，还原了《论语》和孔子的本相。但正是此点，引起了一些不满，认为此书“只是训诂”、并贬低了《论语》、孔子的思想、文化意义。但我认为，这恰恰是此书的意义所在。

　　在“五四”以前的千百年间，《论语》一直是儒学、也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孔子一直是“大成至圣先师”，二者自然一直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五四”以后的几十年间，《论语》与孔子骤然一落千丈，但近些年却又突然“走红”，大有再成“圣经”、“圣人”之势。在这高低反差极大的起而又落、落而再起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这些“背后的因素”甚至起了关键作用。

　　然而，这种起关键作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是在以“文本”为基础、依附的阐释中发生、演变、展开的；在历史、思想史的进程中，对“文本”叠加、附会了越来越纷繁、丰富、精巧、华美、恢宏的意义，往往掩盖、遮蔽了“文本”的本意，更掩盖、遮蔽了在背后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因素。因此，对“文本”的训诂考据不仅还原了其原初意义，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还原”过程中一层一层剥去了在漫长历史中层层附会、越来越浓厚的绚丽油彩，揭示、显现了其背后的社会因素。正如李零所说：“汉以来或宋以来，大家顶礼膜拜的孔子是‘人造孔子’。现在的孔子，更是假得不能再假。”他强调“活孔子和死孔子，就是不一样。前者是真孔子，后者是假孔子。现在，什么都能造假，孔子也要打假”。这种“打假”，就是通过对《论语》的“历史性”而不是“义理性”解读。在他的分梳中，“活孔子”“一辈子都生活在周公之梦当中，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可笑也可爱”，而“死孔子”“基本上是老子说的刍狗，今人说的摆设、道具和玩偶。历代皇帝都捧他，越捧越高，也越捧越假”。这种“越高”、“越假”，就是意义的不断附会、层层叠加。通过对“死孔子”的标本分析，李零得出了与“五四”反孔者基本相同的结论：“假孔子是历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汉武帝（及其以后的帝王）的“独尊儒术，目的不在复兴学术，而在统一思想，令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千百年来，影响、支配、掌控人们思想的主要是“死孔子”，所以对“死孔子”的剖析更有意义。

　　批评李零此书“只是训诂”，还表现出了“义理派”对经典训诂工作的不屑。其实，“义理派”的陈义虽高，却极易流为束书不观、游谈无垠一路，那种凌虚蹈空建构起来的宏大理论、体系，倘落到实处，很可能有害。有鉴于此种学风之弊，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批评说：“明人讲学，袭语灵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滋流弊。”所以他强调学者必先穷经，欲免迂儒必兼读史。实际上，放谈心性的王阳明自己早就认为那些以己为师、喜欢放言高论的游学之士可能为害不浅，自己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很可能是“跳蚤”：“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

　　因此，以黄宗羲为宗祖的浙东学派坚决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论影响广大，所以钱大昕强调以读史来救当时学风之弊，批评当时的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他的名著《廿二史考异》便是针对此风的“有为而作”。他问道：“经与史岂有二学哉？”表明了对长期的“经”、“史”分开的不满。对“义理派”一向认为“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的观念，他也坚决反对。

　　在以历史的方法“解经”方面集大成者，当属章学诚。他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当然，狭义地说，《论语》不在这“六经”之列，但章氏的主旨是“盈天地间，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学”。他还以孔子著《春秋》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夫子日：‘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

　　作为儒学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论语》同样可以、而且应以“历史的方法”解读，从“人事”之中而不是之外寻求其“义理”。李零此书有专说“孔门弟子及其他”的导读，附录中专门制作了“《论语》人物表”，足见其对“人事”的重视。如今“离事而言理”、“于人事之外”别求义理早已成为学界风气，学者似乎越来越不屑探究“理”后之“事”，越来越不愿追寻“文本”之后的真相，越来越想凭空建构宏大理论体系……因此，《丧家狗——我读〈论语〉》便格外有意义。

　　很多时候，将“事”训诂得清清楚楚，“理”其实也就明明白白了。

作者：雷颐

丧家狗：我读《论语》


　　  [满城争说孔夫子。

　　于丹一炮走红后，南怀谨、钱穆、傅佩荣、李零等解读《论语》的书籍遍地开花，由此也引发“会不会误读了孔子”的质疑。我们今天该如何读孔子？

　　实际上，任何对经典的解读都有可能是误读，但误读孔子又何妨？对传统文化最大的破坏并不是“误读”，而是束之高阁“不读”，或全盘抛弃。]

　　忽如一夜春风来，满城争说孔夫子。于丹一炮走红后，南怀谨《论语别裁》甚至钱穆《论语今读》等旧作也一夜飞入寻常百姓家，我国台湾地区国学大师傅佩荣也耐不住寂寞登台讲孔子，自称“业余”的李零也出书阐释 “孔子是条丧家狗”。

　　孔子的“流行性读法”

　　读孔子容易，读出孔子难。“1000个人心中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把《论语》当作意识形态，替皇上把思想门、站言论岗的科举时代早已过去，今天孔子的“流行性读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经典派。近代大家多认为，孔子和《论语》所宣讲的主张、思想代代相传，“百姓日用而不知”，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这类主张往前更进一步，就是号称以现代儒家思想治国救世的“新儒家”。

　　第二类是“于丹式”，也可以称作“心灵鸡汤”派。文化界对于丹的恶评，也源于她庸俗化了孔子，把《论语》弄成了一碗安慰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国人的“心灵鸡汤”。

　　李零大致该划入第三类，姑且称为“考证派”或“还原派”。《丧家狗：我读论语》就声称，“有着七年考古经历的著名学者李零，凭借他扎实的历史学专业背景，对《论语》进行了全新的解读，还原了一个真实、立体的孔子”，李零认为，还原孔子的生活和思想轨迹，他就是“一条郁郁不得志的丧家狗”。

　　误读了孔子又何妨

　　掀起“孔子热”的，正是百家讲坛倡导的这种典籍通俗化的“于丹式读法”。由此“百家”们也遭致最多的争议：“于丹误读了孔子”。已经有人举证，指出于丹所阐释的论语偏离了孔子的原意，他们所解读的经典是包装过的“经典”。也有观点认为，央视讲坛上的教授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者，而只是一种带有表演性质的说书人。

　　但其实，误读孔子又何妨？对传统文化最大的破坏并不是“误读”，而是束之高阁“不读”或全盘抛弃。

　　曲高和寡。使经典走向大众是“心灵鸡汤”的第一件大功；至于说会“毒化心灵”，这种说辞是杞人忧天——倘若这种种争论果能掀起思想大辩论，“读孔子”能读出“百家争鸣”，去芜取精，使经典文化对当代人的影响从“心灵鸡汤”层面上更进一步，促成大众思想的解放和发展，则更是善莫大焉。

　　任何对经典的解读都有可能是误读，《丧家狗》也不例外。但我爱极了李零以个人的视角，甚至私人话语的方式切入《论语》。光看这书名，《丧家狗》，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只这一句，仿佛电光石火，就把孔子的人生履历和精神实质抓出来了。我猜测，这书名，在李零心里酝酿了很久，像成熟的豆荚，经《论语》轻轻一磕，弹落到读书人的心怀。

　　看李零读《论语》真过瘾。李零的识见高明，思想有穿透力，表达有趣，行文通透，读着不枯燥，有味道，耐琢磨，还长学问。像这样广告般的句子说这本书，其实，很苍白。任何一本书，是让你打开了读的。书评是一本书的衍生物，李零读《论语》，也是一种衍生，让我们感受到，一位现代的学者，在当下的语境中，如何思接千载，与孔子对话的。

　　李零展示给我们的是本色的孔子，性情的孔子，活生生的孔子，还原了孔子的面目（呵呵，原来是一个身高两米多的山东大汉）。当然，这是李零的孔子之道。他对《论语》的解读，是建立在对考古、古文字、古文献研究之上。

　　李零说，有两个孔子，活孔子和死孔子，真孔子和假孔子。现在，什么都能造假，孔子也要打假。在李零眼中，真孔子是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而死孔子，特没劲，今人说的摆设、道具和玩偶，历代皇帝都捧他，越捧越高，也越捧越假。李零对《论语》的训诂、阐发，更重要的是对孔子思想的清理，对孔子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都进行审视和省察。李零明确地说：“我读《论语》，就是要挑战这套咒语（围绕政治、道德、宗教三种意识形态）。”

　　李零在《自序》中回顾了20世纪关于孔子的几次热潮，面对或批或捧的潮流，进行反省。李零认为读《论语》就是读中国的思想史，他从自身的感同身受出发，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

　　读“李零读《论语》”，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孔子和《论语》，与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体验，必然发生联系。阅读对有些人来说是一种唤醒、激活和启发。进入李零的文本之后，我走神了，那些记忆的碎片，在手中打开的书与往事的交织中闪现。我生在鲁地，识字时，家中墙壁上发黄的报纸上大标题写着“批林批孔”。我的家乡离孔子的故里曲阜不算远，我生长的小县城古名中都，孔子曾在我的家乡任中都宰，十字大街的中心有孔子的塑像。高中时，班里组织春游，去了曲阜，参观了三孔，感受孔子的气象万千，在日记簿上写下了洋洋洒洒的游记。读大学时，学《中国教育史》之前，先学《论语》，一个学期的课程下来，对孔子有了自己的认识。读李零的这本书，关于《论语》，关于孔子，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李零说：“所谓启蒙，就是不能糊里糊涂，更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研究老子、庄子、孙子的李零（自嘲“老装孙子”），这次推出的《丧家狗》，我相信，会让爱读《论语》的人，感觉到有趣，又有思想洞察力穿透历史云烟的阅读快感。通今博古的李零，著《丧家狗》，古典今写，通透，通畅。

　　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通者李零。
作者：柳已青

作者：李零
    什么是丧家狗

    什么叫“丧家狗”？“丧家狗”是无家可归的狗，现在叫流浪狗。无家可归的，不只是狗，也有人，英文叫homeless。

    读《论语》，我的感受，两个字：孤独。孔子很孤独。现在，有人请他当心理医生，其实，他自己的心病都没人医。

    在这本书中，我想告诉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孔子”。真正的孔子，活着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根本谈不上什么“内圣外王”。“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这是明明白白写在《论语》里面的。子贡说，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当即被孔子否认。读我的书，你会明白，为什么孔子不接受这个荣誉，而他的学生一定要给他戴上这顶帽子。

    我宁愿尊重孔子本人的想法。

    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这才是真相。

    孔子绝望于自己的祖国，徒兴浮海居夷之叹，但遍干诸侯，一无所获，最后还是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他的晚年，年年伤心。丧子，哀麟，回死由亡，让他哭干了眼泪。他是死在自己的家中———然而，他却没有家。不管他的想法对与错，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

    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真孔子和假孔子

    真孔子是教书匠的祖师爷。

    历代统治者给孔子的封号，全是属于追封，即现在说的追认。这些显赫的头衔，几乎全是假的，王、公、侯、圣，通通都是假的，真的只有一条，就是师。孔子在民间办学，培养新君子，教他们读古书，习古礼，然后去当官，当他认为的好官。他的学生，很多都当了官。后世的读书人，不管教人的还是被人教的，不管是准备当官的还是已经当了官的，都奉他为老师。中国古代的职业神，例称先某，比如耕田要奉先农，养蚕要奉先蚕，当木匠要尊鲁班。先师就是最早的老师。北京孔庙，隔壁是国子监。孔子是教书匠的祖师爷。这条是真的。他活着的时候就是教书匠。

    假孔子是历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汉以来尊孔，主要是拿孔子当意识形态，特别是支配读书人的意识形态。秦始皇，大一统，统一学术，失败。他想统一，没搞好，跟读书人闹翻，导致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读书人送温暖，表关怀，才从根本上扭转局面。他的独尊儒术，目的不在复兴学术，而在统一思想，令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孔子死了，人不在了，但意识形态，一直靠他抓。历朝历代，替皇上把思想门，站言论岗，全靠他。

    我喜欢活孔子、真孔子，不喜欢死孔子、假孔子。

    孔子不是圣人

    圣人也叫圣者，其实是圣王，先秦古书都是这么讲。翻成现代话，就是英明领袖。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圣人，谁敢不敬？《论语》、《墨子》、《老子》都敬。《老子》讲圣人，比孔子还多，81章，三分之一都是拿圣人说事。他们都相信圣人，圣人是好人中的大好人。俗话说，好人总是多数，只有庄子，说坏人才是多数，甚至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一级的好人，几百年才能出一个，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圣人是带有复古色彩的概念。圣人是什么人？都是死人，没有一个是活人。孔子说，他是见不着的。当圣人，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聪明，天生聪明；二是有权，安民济民。

    没有这两个条件，不能当圣人。

    我们要知道，只有全国人民的大救星，才叫圣人，这是孔子心里的一把尺。

    孔子的处世哲学

    中国的知识分子，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李敖语）。这是孔子的遗产。《论语》一书，从来不讲谋生，除了做官食禄，其他营生，工农兵，做买卖，都不干，尤其是种地，绝对不考虑。他培养的君子，在无官可当的情况下，一定要准备挨饿，宁肯粗衣恶食、住破房子，不改其乐。他的典型说法是，“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在他看来，种地，只会饿肚子；读书，才能吃官饭。长远看，吃官饭，肯定比种地划算。

    处世，要看有道无道。

    孔子认为，危险的国家，混乱的国家，不能呆。邦有道，一定要出来做官，不做官，守贫贱，是耻辱；邦无道，一定要躲起来，出来做官，求富贵，也是耻辱，他还告诫，邦有道，要直言直行，但邦无道，说话要小心，无原则的事不能干，但有原则的话也不能讲。有一次，孔子跟颜渊说，这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谁能做得到？就咱俩。子路听了不服气，说打仗，您和谁在一块儿（意思是碰到危险，谁来保护您），被孔子臭骂。他太莽撞，哪里会玩这一套。

    对于乱世，孔子的基本态度是，既不合作，也不抵抗。或者用王世襄先生的说法，是“既不自寻短见，也不铤而走险”。这是他的处世之道。

作者：叶志军

　　近来一段时间，孔子和《论语》是两个点击率相当高的词汇。起因皆在于借“百家讲坛”走红的于丹和卖火了的《于丹〈论语〉心得》，于是想“借风出海”的人纷纷瞄准了势头，就连北大的教授也耐不住寂寞，玩起了“登龙术”。

　　北京大学教授李零的新书《丧家狗：我读<论语>》称孔子是一个“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5月17日新民网）

　　孔子到底是“大成至圣文宣先师”还是李零口中的“丧家狗”？相信世间自有公道。和号称“孔子很着急”的博士行为比起来，李零的做法还是显得不厚道。尽管都是想搭于丹的“顺风车”，但是博士们还是能恪守“对事不对人”的底线，和直接拿孔子身份说事儿的“泼辣”比起来，还显得稚嫩和书生气了许多。

　　跟风，历来是文坛丑陋的一大顽疾。一个“隐私”火了，遍地都是“隐私”；《谁动了我的奶酪》流行之后，书商们又不约而同地变成了“奶酪”贩子。不光在商言商的人如此，就连一向标榜“君子耻于利”的学者也不再“犹抱琵笆半遮面”，急不可耐地加入了“文坛登龙”的行列。

　　在某些人眼里，“火”起来的名人就是一块人可尽食的“唐僧肉”，即便吃不到嘴里，沾点仙气也可以得道成仙。于是，不择手段“榜”名人，就成为一条可以名利双收的成功捷径。《解“毒”于丹——告诉你未被糟蹋的孔子和庄子》、《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当〈论语〉遭遇于丹》，就纷纷新鲜出炉，抛开所谓“还原真相”的劳什子，赤裸裸直奔“登龙术”后的名利主题。

　　一部《论语》究竟应该怎么解读，自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日前，就有媒体报道说有个保安要在北大讲解《论语》，并且自称会比于丹更生活化。不同层面的人都来关心我们的传统文化，当然是一件好事。学术贵在百家争鸣，李零自可以从自己的视角看《论语》，但如此这般地称孔子为“丧家狗”，“语不惊人死不休”地标新立异，以此来吸引眼球，就不免剑走偏锋，不那么宅心仁厚了。

　　“今之伟大多大伪，单位、舆论捧为大师者往往是“大屎”，老是忘乎所以，大放厥词，咳唾珠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好像什么都有资格讲话。”这是李零在《花间一壶酒》自序中的话，或许也可以为他这次的语出惊人做一个注脚。李零在自序中接下来又说：“其实，学者多是知识残废，离开家门一步就找不着北，即使论学，也多是一隅之见，不加改造，根本无法与读者见面。”，大概这多少也能道出他面具后的本来面目。

　　学术论文毕竟不同于文娱作品，不可随便戏说。对于某些想把生活过成故事，历史演幻成传奇的人来讲，从历史中找出“八卦”来，在人物里寻觅“露点”，倒是可以增加自己作品的销量。不过，这种近似于历史“狗仔队”的行径，除了能够作为“你太有才”之类的流行语而昙花一现外，到底是底气不足的露怯。

作者：上海市闵行区王向东

　　最近有个现象，有点奇怪。几位青年学者著作刚一面世，随即引来骂声一片。比如李零教授解读《论语》，用“丧家狗”做书名，立刻不得了了。博士解说李白，用“古惑仔”打比方，也立刻受谴责。

　　这种批评，表面看来似乎是对时下学术风气的一种关切，其实恰恰是对学术研究的一种扼杀。我认为，对青年学者的学术 著作，正确的评判标准，应该是看其中有多少创见，比前辈学者有多少发展，对后来的人有多少启发。至于一个词用得是否准确，一个比方打得是否恰切，我看不出大张挞伐的理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青年学者所以是青年学者，就是因为还处于上帝都能原谅其错的阶段。何况，有人以为错的，并不见得是错。可能是因为其人知识不够，甚至常识不够，把对的硬是说成错的。

　　就说“丧家狗”这个词，用在孔老夫子身上，有什么不好呢？孔老夫子自己，当年就曾经认为十分恰切。证据就在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之中。要批评，应该先读读《史记》原文。问题是有人不懂“丧家狗”的本义，并非指丧失家园之狗，而是指正在办丧事的人家之狗。孔子为何乐于接受这个称谓，读一读钱锺书《谈艺录》关于黄庭坚诗注中有关“丧家狗”这个词的解释，立刻就能明白。请教一下钱锺书，就会知道，“丧家狗”这个词很早就发生歧义，不少解释以讹传讹，难怪现在许多人对此非常反感。

　　至于李白能否被称为“古惑仔”，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大逆不道的所在。古代诗人，与现在的青年，有没有近似之处呢？现代青年能有“古惑仔”，唐代就一定没有？有人做点这方面的研究，又有什么不好？再说“古惑仔”这个名称，就真的那么不可接受？央视播出的电视剧之中，“古惑仔”式的人物还少吗？各种舞台演出或炒作，“古惑仔”式的风气早已泛滥成灾。这些现象大家有目共睹，为什么听不见有人对此批评一言半语？现在一个博士说李白有点像“古惑仔”，怎么就成了“伤害文化”之罪？即使李白一点不像“古惑仔”，大家各自摆事实、讲道理，也不会对谁造成伤害，绝没有什么天之将倾之忧。

　　学者珍惜自己的心血，自己有缺点，自己的著作有缺点，当然痛心疾首，当然会慎重对待。需要认真研究的，反而是那些自以为是的批评。特别是那种恣意喧嚣却毫不负责的批评，对青年学者的扼杀，是相当残忍的。

作者：李零

　　原编者按：这几年，传统大热，《论语》很火。这背后的因果耐人寻味。什么才是孔子留给我们的真正遗产？我相信，李零先生的这篇文章会给大家很多启发。此文选自李先生马上要出版的《我读论语》(在北大的《论语》讲义)之总结部分。

　　现在读古书，有个坏毛病，就是束书不读，光问有什么用。孔子离我们很远，距今2485年，他做梦都想不到(他只梦周公)，我们会拿他干什么用。

　　后人说，《论语》有大用，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可以治天下，一条是可以学道德，被治天下者治。这两大用途，也可以说是一个用途，用道德治天下———不但救中国，而且救世界。

　　神圣化的孔子和道德化的政治，是传统的“中国意识形态”。

　　【一】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吗？

　　孔子最神气，是宋以来。

　　赵匡胤是丘八，朱元璋是农民，元代和清代，都是以骑射夺天下的异族王朝。“宰相须用读书人”，他们比以前的帝王更明白。

　　现在讲孔子，主要是程朱陆王；说《论语》，主要是道德修养，根子是宋学。宋代是尊孔的黄金时代。

　　宋代有个著名传说，赵普，宋太祖、宋太宗的宰相，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他是以“半部佐太祖(宋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宋太宗)致太平”，二十篇，全能派上用场。据说，普平生只读一本书，就是《论语》。他是马上学，马上用，24小时内，立刻见效(“次日临政，处决如流”)。

　　洪业，小时候读《论语》，也碰到过这一传说。他说：家塾老师教我开始读《论语》，大约在我十岁左右。当时老师说：“这是了不得的好书。宋初的宰相赵普用了半部治天下。”我觉得很兴奋；没有几个月，全部《论语》，竟能背诵。稚年自豪的思想：赵普才得半部，而我有其全；一匡天下，敢不勉乎！

　　但是，此说见于南宋中叶的《乐菴语录》，上距赵普200年，更早的线索，似乎没有；洪业考证，“半部《论语》治天下”，只是后人的传说。他说，此说就像小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不过是后人的想象和编造，根本不可信(洪业《半部〈论语〉治天下辨》，收入《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2005年)。

　　《论语》是部杂乱无章的书，赵普怎么用半部定天下，半部治天下？谁也不知道。原书也没法按用途一分两半。但很多人还是乐于相信，《论语》一书，肯定可以治天下。

　　崔述，顾颉刚推崇的崔东壁先生，他就说过：孔子答门弟子问政多矣。而答仲弓之语(《子路》13.2)，最为精要。……昔人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果能熟读此章而力行之，即为宰相，亦绰乎有余裕；岂待半部也哉？(《论语余说》)洪业虽绝不相信，赵普说过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但《论语》可以治天下，他却深信不疑。他相信，夫子之言，哪怕一章一节，一字一句，也足以治天下。他举《论语》的许多名言佳句为例，说光是一个“信”字，已经足够。

　　宋以来，学者好疑古书，但疑心最重的学者，对这类效果却深信不疑，因为什么都可怀疑，圣人是不能怀疑的。

　　孔子的神圣受到挑战，是到了“五四”运动。

　　全盘西化论的代表胡适，他的话，即使放到今天，也很公允：我们要废黜的只是孔子的神圣性，恢复的反而是孔子的本来面目：作为先秦诸子的一员。

　　《古史辨》是这一运动的直接产物。胡适的学生顾颉刚，他连圣人(孔子)的圣人(三皇五帝、尧舜禹)都敢怀疑。

　　中国的意识形态第一次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天风扑面，风从海上来。

　　我在北大讲《论语》，讲完最后一课，问学生，“半部《论语》治天下”，你们相信这个说法吗？如果相信，请具体告诉我，你怎么用《论语》治天下———用哪些话，怎么治，治什么？当然，假设前提，是他已经当了国家领导人。他们都答不出。只有一个学生说，我爸爸从小跟我讲，夫子之言不可违。

　　“半部《论语》治天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用《春秋》断狱，用《河渠书》打井，都是老故事。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小红书，人人背。它的万能，大家都领教过，当年是绝无异辞。

　　治天下是谁的事？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8.14)。你又不是宰相。做百姓的治于人，责任只在配合(学道德)———除非准备往上爬，全是咸操萝卜淡操心。

　　文雅的说法是“干卿底事”，不文雅的说法是“关你屁事”。

　　【二】周公之梦是乌托邦，浮海居夷是赌气话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鲁迅说，如果翻成现代话，除了“摩登圣人”，实在没有更好的词。“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死后，总是被人当作“敲门砖”。

　　活孔子是乌托邦，死孔子是意识形态。

　　孔子的时代，礼坏乐崩，不理想。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古代的理想主义，往往是复古主义，道理很简单。古代虽为过去，毕竟有文献记载和故老传闻，实实在在；将来是什么玩意儿，虚无飘渺。古人才不会“相信未来”。更何况，他们都是循环论者，古往今来，治乱盛衰，有如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一轮接一轮。冬天太冷，人们会怀念夏天，很自然。生于东周季世的他，一心要回到西周盛世，也顺理成章。

先秦诸子，是持不同政见者。共同点，只在不满现实。当时是乱世，谁都批，批是绝对有理。

　　批判现实，古代是利器，当时的诸子，几乎都用它，谁都以古非今。

　　以古非今，古是什么古？不是远古是近古。

　　孔子的“古”分两层，大同社会是一层，小康社会是一层。唐虞盛世，过于遥远，他夸归夸，并不追；夏、商、周，三挑一，他从周，也不是越古越好。他所从的周，不是东周是西周；西周，不是晚期是早期。他生于鲁，长于鲁，谁都说，周礼尽在于斯。他做的是“周公之梦”。

　　可惜，这个理想是幻想，从来就没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

　　孔子的现实目标，是挽救东周。

　　但这个世界，上下陵替，叛变成风：诸侯执天子之命，卿大夫执诸侯之命，陪臣执卿大夫之命，头顶长疮，脚底流脓，怎么救？

　　他的原则是：天子和诸侯，我尊天子；公室和大夫，我尊公室，顾头不顾腚。

　　理想主义者的脑瓜，总是善恶分明。然而困境在于，如果举世浑浊，并没光明黑暗可以对着干，你将做何选择？比如鲁国，周礼最多，但当时的上流君子，谁都很无礼：鲁公是大坏蛋，三桓是中坏蛋，阳货是小坏蛋，你该跟谁对着干？

　　他这一生，到处奔波，鲁国不行奔卫国，卫国不行奔陈国，楚国他也去过，全都令他失望。

　　如果放弃选择，只能当隐士，他又不肯。

　　周公之梦是乌托邦，浮海居夷是赌气话。

　　【三】孔子的因祸得福校园里有句名言：学生是靠老师出名，老师是靠学生出名，但归根结底，是老师靠学生出名。

　　孔子的时来运转，就是先例。

　　孔子死后，学生很出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汉书?儒林传》)。知识分子，全都朝从政的大道狂奔。这条道，是他老人家指出，后人趋之若鹜。

　　从政提高了儒学的影响，也改变了儒学的方向。

　　战国晚期，儒学是显学，韩非这么说(《韩非子?显学》)。《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也把儒学摆在头一位，出土发现，儒籍最多，都可证明这一点。

　　但他们离现实越近，离理想越远。

　　儒家也不是一成不变，从子夏居西河到李斯为秦相，他们的归宿是法家。

　　战国晚期，荀卿“最为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是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卿有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他们一边习儒籍，一边读《老子》，所学帝王术，所干秦王政。秦王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学生比老师讲实际，这是一般规律。

　　秦汉大一统，是政治家的杰作。

　　秦始皇，制度大一统、宗教大一统、学术大一统，头一条成功，第二条可观，最不成功，是第三条。

　　当年，秦始皇混一海内，尽收天下之书，悉召艺能之士，设博士之官，请他们献策献药兴太平，也有短暂的蜜月(其实也不短，有九年的时间)。他一心想跟知识分子交朋友，却不欢而散，跟身边的两种士，全都闹翻了。文学士(简称文学)，是文科的知识分子(以儒生为主的人文学者)；方术士(简称方士)，是理科的知识分子(当时的科研人员，也是迷信家)，大家都来凑热闹。

　　公元前213年，“备员弗用”的文学士终于有了用———他们给秦始皇祝寿。可惜，机会方来，他们就闹内讧，周青臣面谀，淳于越拆台，导致禁书和焚书，主意出自李斯，并非秦始皇。李斯是前儒生，最懂收拾同行。

　　方术士，占星候气的不敢讲话，求仙访药的携款逃跑。秦始皇大怒，非要查办他们，才殃及儒生。当时，知识分子窝里斗，互相揭发，导致460多人活埋。我们要知道，所谓“坑儒”，未必都是儒，其中还有方术士；没有活埋的也大有人在，汉初又被请出来。

　　古人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之天下也”(《六韬?文韬?文师》)。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秦灭六国，伤了六国的心，也伤了儒家的心：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史记?儒林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孔鮒(孔子的七世孙)投了农民军，死于陈下。他是反秦战争的烈士，也是秀才造反的先驱。

　　迫害成就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