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出版发行研究
【原刊期号】200403
【原刊页号】13～18
【标 题】日本、韩国出版业考察报告
【 作 者】新闻出版总署赴日韩考察团
【作者简介】本代表团团长范卫平，副团长郝振省，团员张凡、孙晓慧、李彦增、周卫民、吴南夫、肖凌之、李一昕、卫朝峰、陈磊、马英伟，本报告执笔卫朝峰、陈磊
【摘 要 题】外国出版
【 正 文】
    　　一、日、韩政府主管部门的基本情况及职能
    　　（一）政府部门情况
    政府主管部门主要考察了韩国的文化观光部和其下属的文化产业局。
    1.作为中央行政机构，韩国文化观光部的主要职责是监管文化、艺术、宗教、观光、体育、青少年事业等方面的工作，人员编制共有1784人，下设有文化政策局（下设版权科）、艺术局、文化产业局、观光局、体育局和青少年局，另外还有九个直属机构，其预算占政府总预算的1.06%。
    文化观光部的主要职责是推动韩国文化、观光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具有竞争力的核心创收产业；搞活韩国文化、体育活动，提高中产阶层的生活质量；加强韩朝之间的文化、观光、体育交流，在双方合作上发挥先头作用。
    韩国文化观光部近年来的工作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使韩国文化走向世界。其宗旨是加强纯艺术领域的创作力度，提高文化艺术创作能力，确保文化艺术的生命力，目的在于积极宣传韩国文化艺术的优秀性和独特性，提高文化艺术的国际竞争力，树立“文化韩国”的形象，让韩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
    二是大力扶持文化产业，使其成为国家重头的战略产业。其任务是建设文化基础设施，培养文化艺术人才，振兴文化产业；研究开发丰富的文化项目，为发展文化产业奠定基础；开展战略性的市场营销活动，将韩国优秀的文化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努力开发新技术，运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实现传统文化的数字化。
    三是制定青少年政策及培养发展的短长期计划，包括调查、研究青少年现况；开展各项社会运动，培养身心健康的青少年；开发青少年视听资料；青少年心理咨询；帮助贫困家庭青少年；促进青少年的国际交流，鼓励青少年积极参加国际性活动；青少年修炼活动地区的选定及管理，促进青少年修炼活动；指导青少年自我修养；指导青少年妥善管理和利用业余时间。
    2.文化产业局是文化观光部的属局之一，其目标是要把韩国文化产业发展成21世纪国家的骨干产业，在多方面增强文化产业的国家竞争力，如扩充电影、影像、游戏、音乐、出版、动画片、广播、广告等各个方面的基础设施，培养专业人才，开发高附加价值文化产品，争取进军海外市场的机会。文化产业局下还设有文化产业政策科、出版报刊科、广播广告科、影像振兴科、游戏唱片科和文化项目振兴科。
    这些科也分别担有不同的职责，如文化产业政策科拟定、调整振兴文化产业综合计划，扩充文化基础产业，开展与振兴文化产业有关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支援文化产业计划，强化综合管理，开展国际通商机构与外国政府及外国机关之间的合作业务；出版报刊科制定振兴印刷出版期刊产业的综合计划，支援出版物、期刊的制作以及相关团体的活动，对出版、印刷、期刊产业进行调查、研究，改善出版物和期刊的流通结构，推动出版物和期刊的信息化，扶持电子出版产业，印刷业、出版业及期刊业的注册，出版物及期刊的影印本交纳，处理国外报刊的进口业务以及协助国外报刊公司在韩国设置分局、分社，处理与韩国报刊伦理委员会和媒体仲裁委员会有关的业务；文化项目振兴科主要是制定支持多媒体产业计划，各种相关形象物的设计，出版漫画等文化产业的综合实施计划，支援多媒体项目及文化商品的开发，改善流通结构，拓宽海外业务，开发及普及最新高科技双向媒体节目。
    二、日、韩协会的职能及运作
    因国情的不同，日韩两国的协会性质也有所不同，在韩国分为官办协会、官民联办协会和民办协会三种类型，而日本的协会则全部是民间组织。但不论是日韩的哪一类协会，它们和政府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一）日、韩协会职能的不同
    日韩协会职能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市场监管上。日本的协会均是民办，在职能方面与韩国有较大的差异。如日本书籍出版协会，其建立的主要目的就是联络政府及相关团体，对出版业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促进出版社之间的友好合作，增进出版文化的国际交流，因此，并没有监管职能。同时，通过对日本书籍出版协会、东贩、讲谈社等多方面的调查确认，日本图书市场基本不存在盗版现象，因此，协会只是在解决著作权争议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据了解，目前日本有日本全国出版协会等六个协会得到了政府的授权，可以进行著作权方面纠纷的仲裁。由于协会的成员来自于社会的各个层面，且有很多出版界知名人士任职，因此，由协会做出的著作权争议仲裁决定更容易为争议双方所接受。另外，对市场违规行为的处理由各级法院按照法律程序，依照相关行业法律进行办理，因此，实际上日本并没有专门的出版业监管机构，出版业问题的解决主体是司法机关。
    韩国出版业市场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协会与政府结合并以政府主导的较完善的市场监管体系。该体系在韩国出版市场的运行中发挥了较大作用。目前，享有市场监管权力的协会主要有韩国刊行物伦理委员会和韩国复写传送权管理中心。
    韩国刊行物伦理委员会主要是从落实出版发行物的伦理、社会责任的角度对图书、杂志、日报、周报及电子出版物等进行审核，判断其是否具有有害性（其部分职能类似于我国的各级“扫黄打非”办公室）。除审核各类出版物外，该协会还推荐进口外国出版发行物，并判断其有害与否，对有害出版物进行驱逐，以保护青少年阅读内容的安全、健康。此外，该协会还肩负审核广告的部分内容，但审核内容仅包括判断广告内容是否符合伦理要求。
    韩国刊行物伦理委员会内设审核室和审核委员会，审核室包括三个审核小组，分别担负对图书、定期出版物、漫画、电子出版物和广告等的审查。审核委员会则下设五个专门审核委员会，以从更详细的专门领域审核不同出版物及广告。
    在进行审核时，首先由审核室的三个审核小组负责进行初审，如果发现问题，审核室将把初审的结果写成报告并提交到审核委员会。审核委员会则根据报告种类的不同，分配到不同的专门审核委员会进行进一步的审查。最后，在审核室提交的材料的基础上专门审核委员会和有关专家的意见，通过讨论和表决的形式做出相应出版物是否有害，是否有不合理标记、广告等判定。该协会在审核时主要是依据《韩国出版及振兴法》第19条，《韩国青少年保护法》第10条及《有关标记广告公证化法律》第3条共十二款来作出审查判断，这样在审核时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必严，并最大限度地达到公正、公平。
    如果对某一种出版物做出了有害的判断，刊行物伦理委员会会根据有害程度的不同做出不同的处理结果。在图书审核方面，最低等级的处理意见是向出版机构“亮黄牌”，发出警告意见，由出版机构及时采取停发、停印及回收等补救措施。如出版物有害程度严重，委员会会直接向政府提出检举，由政府委派警察前去查收该类有害出版物。在广告内容的审理方面，处理意见分为三个等级：提醒注意、提出警告和申请暂停。如2002年，韩国刊行物伦理委员会共向政府检举对青少年有害的出版物3282种，普通有害出版物243种，向各类出版机构提出意见438种。
    由于韩国图书出版物的数量比较大，委员会在审核图书的时候采取抽样审查的方式。韩国出版机构在出版图书时必须向韩国的文化观光部上缴样书，委员会从上缴的样书中进行抽样审查。委员会对所有出版物的审查仅限于伦理方面，因此，对盗版出版物并不追究。
    在韩国，执行打击盗版的政府官办协会是韩国复写传送权管理中心，该中心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接受版权所有者的委托，对著作权和传送权进行集中管理，二是杜绝盗版出版物的流通。在打击盗版方面，该协会采取与政府执法人员联合协作的方式。这种联合协作的方式在2003年2月25日被写进了文化观光部例规第6号，成为了一条法定条文。在执法时，中心工作人员必领取非法复制刊物协调委员证，且与相关的政府公务员共同执行非法复制刊物的回收、废除业务工作。在清查市场、打击盗版方面，中心以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中心设立临时稽查团，设立团长1名，管制人员7名，随时回收盗版出版物。同时，中心还定期组织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查缴活动。在韩国盗版书的销售区域主要是在大学区域及一些复印店，因此，在进行盗版活动清查的时候也完全会以这些区域为主。在清查过程中，对一些盗版数量巨大、触犯刑法的盗版商，中心除收缴盗版出版物外，还向法庭对其提起诉讼。对清查出版物对象方面，不但对韩国国内的盗版物进行收缴没收，对国外流入的盗版出版物也一样进行查缴，做到一视同仁。如2002年，该中心共收缴各类国内盗版图书1736种，计6405册，收缴外国流入盗版图书80种，计418册。对构成刑事犯罪的出版商提起刑事诉讼11起。
    当然，除收缴查收各类非法出版物外，韩国协会还设立各类出版奖项，以鼓励出版文化发展，引导正确出版方向。如韩国刊行物伦理委员会设立了青少年奖、出版印刷奖等六个奖项，对获奖图书，委员会会划拨一定的专款进行购买并免费分发到各个学校，供学生们阅读。除伦理委员会外，大韩出版协会、杂志协会等协会也都设有相应的奖项。
  （二）日、韩协会的会员发展
    会员加入一般以自愿为主，会员要交纳一定数量的会费以维持协会的正常运转（由韩国政府拨款运营的两个协会除外），以日本书籍出版协会的会员发展办法为例，加入日本书籍出版协会需要三个步骤。首先，任何新成立的出版社要求加入日本书协，都需要提交自己的入会申请和出版社的部分财务帐目，以便核查，同时还需要两名以上书协会员的举荐（包括理事或监事）。其次，在申请提出后，由理事会议讨论出版社的加入资格问题。由于日本书协会员享有很多信息共享的权利，可以及时掌握市场情况，而且可以通过日本书协向政府反映自己的需求，使政府能够听到民间的声音，因此加入书协对个体发展具有很大好处，所以很多出版商都愿意加入日本书协，以便使自己的利益得到维护。最后一个步骤就是交纳会费。目前书协入会申请费是10万日元，同时，每年还要根据入会出版社年营业额的数字按比例交纳年费。
    民办协会一般是由会员定期交纳会费作为协会的运作资金。官民联办协会则一般是由政府和民间一同出资来作为协会正常运转资金。如韩国的电子出版协会，该协会总部设在韩国坡州出版文化园区，政府出让土地作为一部分出资，同时在政策方面给予该协会以各种优惠。官办协会主要是由政府全额出资维持协会的全部运营，但有条件的协会也会开辟自己的额外收入渠道，以逐步减少政府的拨款额。如韩国的复写传送权管理中心在全额取得韩国文化观光部拨款的同时，积极代理各类著作权产品，据该管理中心负责人介绍，该协会预计在2005年可以完全独立，不再需要韩国政府的财政划拨。
    二、日、韩的流通渠道
    经过对日韩两国出版流通市场的考察，我们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图书流通市场具有不同的特点，韩国出版物流通市场属于集中型流通，其图书发行方式主要是书店从出版社直接进货。韩国没有主渠道、二渠道的发行概念，形式上比较简单，但也比较有效，因为韩国国土面积只有9万平方公里，因此，发行环节的简单并没有影响到韩国的图书发行效率，相反图书发行速度得到了很大提高。目前韩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提高发行水平，在坡州与民间一同投资建设了韩国出版文化园区，该园区内兴建的物流配送中心将是韩国首屈一指的发行配送中心，该中心的建立将使韩国的图书物流配送体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日本流通模式比较复杂，属于分散型流通。其中，出版社——经销公司——书店是其出版物流通的主要渠道，约占全部出版物流通总量的70%。而在这70%中，日本两家最大的图书销售代理中间商东贩和日贩约占了所有经销公司代理图书发行的70%强，几乎垄断了日本的图书发行市场。截止于2002年9月，日本共有经销公司36家，书店22690家。这些经销公司和书店构成了日本图书杂志发行的主要渠道。
    图书杂志发行除走经销公司、书店的道路外，日本还有其他一些比较复杂的流通渠道。1.教科书发行。教科书发行走的是特殊的流通渠道。通常教科书要经过政府指定的经销公司、特殊供应店（相当于经销公司在各地的分理站）和经销公司供应所（特别书店）三个步骤后才能进入到学生手中。2.分级杂志。日本有几万家便利店，从我们考察的十几家便利店来看，一般便利店进门处都摆放有成人类杂志，供18岁以上成人自由选购。该类杂志的发行渠道比较简单，主要是从经销公司直接进入到便利店进行销售。3.其他消费类杂志。这类杂志主要是面向上班一族，以趣味及实用性为主，通常通过两种特殊的发行渠道，一是通过展销会，配发到私营铁路小卖店和普通书报摊。二是通过经销公司或专卖公司配送到日本生活协会，由该协会直接配送到会员手中。
    三、日、韩出版物的进出口状况
    日本是出版物进出口贸易的逆差大国。从1994年开始，日本在对国外出版物贸易中开始出现大幅的逆差，其后的八年中，逆差逐步加大，在某些阶段甚至达到了10:1的水平。以2002年为例，日本向国外出口出版物总额为170亿日元，而出版物引进额却达到了534.67亿日元。
    简单分析，造成日本目前这种出版物进出口巨额逆差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国家经济状况问题，因为版权贸易的发展与国家的经济实力有很大的关系。出版物的进出口顺差逆差对比可以说明国家间存在的比较优势问题。目前，版权产业已被世界各国普遍作为国民经济中一个单独的产业来看待，如果拿美日之间进行类比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事实，如1996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创造了2784亿美元（按1997年美元的可比价格计算为3249亿美元）的产值，在国民经济产值中占3.65%，与1995年相比增长3.5%；1997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创造了3484亿美元的产值，在国民经济产值中占4.3%，与1996年相比，增长7.2%。从1977年到1997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的净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增长率为241%。美国整体版权贸易的顺差发展很好地体现了美国在这一时期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形势。而日本经济在东南亚经济危机后一直低迷不振，甚至出现连续数年的零增长和负增长。连续八年版权逆差的逐步扩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经济的逆向发展趋势。
    其次，缺乏创新型人才。除经济原因外，版权贸易的巨大逆差也说明了日本出版业缺乏创新性的问题。版权贸易的一个核心部分其实是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输出与输入，它体现了一个国家和一个行业的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缺乏新思维、新技术的行业通常会成为输入行业。日本巨大且逐年扩大的贸易逆差正说明了日本出版业存在的这一致命问题。常年以来，日本出版业虽然对年轻人才坚持着一贯的培训计划，但其培训却一如既往地坚持教条化的死板风格，这对于急需创新的出版业而言不啻是自杀行为。同时，整个日本社会所推行的年功序列制的论资排辈用人习惯，也一直制约年轻人才上升的空间。这些都是不利于出版创新的制约因素。
    但从局部来看，依我们对日本东贩的出版物进出口情况的考察，日本对我国的出版物，尤其是图书出版物的进出口是顺差状况。据东贩的一位华裔工作人员介绍，日本向我国每年出口图书达3500万日元，而从我国进口的图书仅占其向我输出总额的2%，即70万日元左右。而且，日本从我国输入的图书主要是医药类及饮食类，科技类图书几乎没有。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目前我国与日本之间尚无行业比较优势可言。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我国对日出版物输出贸易的潜力还很大。
    就我国出版物输出状况而言，我国向韩国输出图书种类及数量要远远大于对日出口。在对韩国最大书店教保书店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该书店设有专门的中文图书专柜，图书种类比较多，既有纯粹的汉语学作品，如《汉语文化大观》，也有不少其他门类图书，如《咏春拳》（广东科技出版社）。整个教保书店一年中约销售1200种中文图书，占韩国销售中文图书总量的约60%。同时，我们还从教保书店董事长处了解到，教保书店从中国引进图书主要是通过韩国的中间商，而不是我国的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今后，我国出版业在对韩国出版物的输出代理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四、日、韩文化产业管理方面的几点做法
  （一）对出版物内容采取分级管理
    日本和韩国的宪法并不限制暴力和色情出版物的出版，但对有损于国家形象和国家安全的出版物是明令禁止的，这与中国的国情有所不同。鉴于上述情况，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政府主管部门并没有成立专门的出版物市场监管机构，对出版物的管理完全按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著作权法》来管理，当确实有违法律时，可以向行业协会举报，由各地方政府、警署临时来充当监管和处罚的角色。虽然日本和韩国的法律并不禁止出版暴力和色情出版物，但出于保护青少年的目的，政府对出版物的内容都采取了分级管理的办法，凡涉及到性内容的出版物、电视剧都要求在显著位置以统一的标识来标明允许阅读和收看的年龄。日本的刊物以18岁为界线，韩国则以19岁为界线，而电视节目则划分为12岁、15岁和19岁几个不同的档次。还有不同就是，日本涉及性内容的刊物并没有装套，可以翻阅，而韩国则一律以塑料袋封口，这些刊物在两国的24小时便利店均可随意购买。但是日、韩目前这样的管理方式也有它的漏洞和缺点。虽然对暴力和色情出版物限制了阅读的年龄，但在实际销售中，则又很难正确判定购买者的年龄，因此从小对孩子的正确教育和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二）发挥协会的作用，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日本和韩国出版行业的民间协会种类众多，各协会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对整个出版行业的管理、维护行业的经营秩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日、韩文化管理部门相对比较超脱，没有繁重的监管职责，而是把大量管理的职能交给了协会或其他民间组织。如对出版物内容的审查与评定、对著作权的登记与管理、组织出版物的评奖、推荐优秀书目等许多职能都交给协会来完成。在韩国由复制传送权中心集中管理出版物的著作权，由刊行物伦理委员会负责对出版物内容进行审查。如果刊行物伦理委员会发现有害出版物后，可对出版机构提出警告（目前韩国正在通过立法使该委员会拥有罚款的权限）。协会始终代表着整个出版行业的共同利益，成为向上与政府、向下与出版者沟通互动的桥梁。协会还经常就出版业近期发生的焦点问题，如对图书定价等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讨论、总结，通过与上下游环节的沟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协会的功能越强大，政府一般事务就会越少。我们可借鉴其做法，强化对新闻出版的行业管理，需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大力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各类出版中介组织。中介组织与行业协会职能要真正从政府管理部门分离出来，并依法确立政府与中介组织的关系，形成政府监督指导、行业协会监管、中介组织自律的监管机制。通过行业协会建立健全行业的自律机制，在制订行业标准、专业资质认证、组织行业交流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过去许多由出版行政部门承担的社会性、行业性和服务性的工作可交由这些机构承担，逐步淡化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分解市场监管工作对政府的压力。由此政府才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整个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中来。
  （三）日、韩根除盗版和非法出版物的若干做法
    此次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日本和韩国几乎没有非法出版物，这要得益于几个方面：
    一是日、韩两国政府下大力气宣传和普及著作权知识，使著作权知识深入人心。许多出版公司为配合政府的工作，也出版了适合各种读者群的、形式多样的宣传和普及著作权知识的图书。本次考察的Laterra-network公司是日本一家以出版旅游图书为主的出版公司。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该公司不仅出版旅游图书，还专门出版了许多著作权保护知识的图书，和以中小学生为对象、以图片和漫画为主要形式的宣传著作权知识的小册子，此外还有录音、录像制品等。正像该公司的经营目标之一——“要对社会有所贡献”一样，作为一家私人出版公司，其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的意识，值得肯定。
    二是出版物的定价在人民的消费水平中所占比例结构合理。日本普通图书的定价大致在每本50元人民币，但普通百姓的月收入水平一般在15000元人民币左右，韩国也大体如此。出版物基本属于低消费商品，出版物的花销在人民消费结构中所占份额较低，这使得低收入阶层的普通百姓也能够买得起书。因此在客观上限制了非法出版物的滋生，使盗版失去了利润空间。
    三是拥有强有力的法律体系、行业自律制度和社会责任意识。无论日本还是韩国拥有相对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有着严厉的惩罚措施，同时又有来自行业的自律和规范，再加上社会普遍的责任意识，由此构筑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使得非法出版物没有滋生的环境和土壤。如在韩国，凡是未登记的出版社出版违章图书必须全部收缴，作废弃处理；已登记的出版社出版违章图书，若是对青少年有害的图书，必须在显著位置登载特殊标识，若是对成年人有害的图书，则必须全部收缴，作废弃处理；对违反法律的要追究法律责任，同时有关部门要根据出版社违章情节的程度，进行相应的罚款、提醒注意、警告，甚至给予其撤消的处罚，违章出版社的信誉度也会在行业内大打折扣，因此经营者不愿冒风险去做违章、违法的出版活动。
  （四）较为完善的出版法制建设，有法可执、有法可依
    监管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要发展就必须制定一整套比较完善的新闻出版法律规则。新闻出版法律总是跟随着经济状况和政治制度而演变的。一般资本主义民主形式比较完备的国家，大都经历过新闻出版专制、新闻出版法制与自由、道德自律三个阶段。日本和韩国自然也不例外。
    日本与韩国目前的新闻出版状况可以说正处于由新闻出版法制与自由向道德自律过渡时期。通过对日、韩的实地考察，我们发现，日本和韩国的法律非常完备，如目前日本涉及到出版的基本法律就达到了16部，涉及了出版业的团体组织、税收、图书审定、法人活动等出版业的各个方面，甚至图书装订格式也被严格地写入了出版法律。同时，随着互联网出版技术的实现，过去的旧法都及时地获得了修改。从主要的16部核心法律的修订时间情况看，日本几乎所有的最新出版法律法规都体现并适应了新世纪的出版特征。
    韩国协会在进行市场监管、收缴非法出版物，甚至收缴方式方面，都有法律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可以做到有法可依。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
    日本和韩国的出版业宏观体系之所以成熟，主要是因为其国家机器的强大支撑和长期的市场经济运作形成的行业规范。随着近几年国际出版业与传媒的整合以及国际出版集团的跨国发展，国际出版物市场已成为一个跨国出版集团的竞技场，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在为市场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对市场成熟和市场规则提出了更强劲的挑战。这就更加需要建立起完备的出版法律体系。
    出版法律体系是否完善，是体现一个国家是否重视依靠法律管理出版行业、治理出版行业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完善、先进的法律体系能够为政府或者协会提供可靠、科学、有效的主体法律依据，使出版业管理形成以法律为核心、以各方面管理力量为主体的管理系统。
    （五）出版物面向全国统一配送
    在日本不存在一级分销商、二级分销商这样的级别，所有的分销商都是平等的。分销也没有区域的限制，都是统一面向全国市场配送。分销商从成立之日起就是面向全国，在不断地发展中逐步完善。这是一种完全靠市场形成的竞争，靠市场形成的实力，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垄断。
    （六）日、韩的“走出去”战略
    中文出版物在日、韩销售的种类并不多。日本每年从中国引进的图书品种极少，韩国最大的书店教保书店约有1200多种中文书，还有一家CHINA BOOK出版社专门出版中文图书。日、韩销量最大的中文图书就是汉语考试用书，其他种类以文学类、医药类、武术类、生活类等为多，但整体规模都不大。
    韩国在制定《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之后，开始大力开拓国际市场。首先瞄准国际大市场，把中国、日本作为其走出国门的起点,通过多种手段，针对不同地区，开发不同产品，先以影视、音乐为主，打入国际市场，近年来又开始不断推出新的游戏、动画作品。同时集中力量开发名牌产品，推出了系列热门影星、歌星、“流氓兔”等名牌产品，为提升国家的形象和传播韩国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的东西还有很多。中日韩三国文化交流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同属一个文化圈，中国的文化产品也很容易走进韩国、日本，更容易被年轻人所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一体化，文化更容易被交流，被沟通。2008年奥运会是我们迎来的又一次机遇，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除了汉学之外，还有许多需要向世界传播，被世界所认知。因此，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需要有一个更长远的打算，要有一个全盘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