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遥远的罪恶的一部分
雅斯贝尔斯曾说:“我是有罪的,因为当罪恶发生时,我在场,并且我活着。”这句话意味着,旁观是不可能的,明哲保身是不可能的。即使你没有法律上的罪,也不能免除道德上的罪。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战争直播的时代,所有的事件我们都是在场者,无论它多么遥远,都会被电视推到我们的面前。
我们,是那遥远的罪恶的一部分。
现代社会的分工使人变成了零件。《南方周末》曾有一篇文章写到大都市里的不落地族。他们在高楼上工作,在高楼上生活,他们名义上是这个城市的居民,却没有多少时间亲近这个城市的土地。对于这个城市来说,他们并不是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只是城市机器的零件。作为零件,他们的确没有必要了解别的零件,也没有必要了解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虽然身为白领,他们被认为有很高的文化。
分工使我们心安理得地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心安理得地不去知道其他的事情。至于我们所埋头的工作,我们很少考虑是否应该去做。常常,我们觉得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被我们的分工所指派的事情。然而,既然是被指派的,这个事情是否应该做,已经不需要我们自己的思考。我们很少有应该做的事情,只有必须做的事情。
过细的分工使我们无法看到世界的全貌,即使有心,我们也难以对我们正在做的某一件事进行道德判断。因为道德,必须从人类的总体生活中才能获得。我们只能把对工作本身的道德判断交付出去,把遵从职业道德当作道德。
而很多职业的道德,与普遍人性的道德并不一致。
比如记者,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场,并且以旁观的方式在场,让镜头近一些,再近一些。当一个孩童落水,从普遍人性的道德出发,在场者应该把救人作为头等大事,而对于旁观者则应该予以谴责。但是,记者这个职业却使他可以合乎道德地旁观。我必须强调,即使在场者只有他一个,他的旁观也是合乎职业道德的,并且更加凸显了这种道德。因为,如果他也参与到事件当中,就将失去惟一可能的记录者!但是,我还要强调,即使在场者有一百个人,他的旁观仍然是不道德的!哪怕只有一个旁观者,也会给整个事件罩上一层冷漠的雾。
当我们把对工作的道德判断交给我们所属的职业,我们也就失去了这一部分道德!在《摩登时代》中,流水线上拧螺丝的工人完全不必知道螺丝拧在什么地方,这使得生产救灾物资的工人与生产军火的工人会获得同样的成就感。同样,砍树的劳模和种树的劳模所获得的荣誉感也无不同,某些时候,无论是砍树还是种树,它的意义和价值全是被给定的。
科技专家也是一样,无论是研发核武器还是研发核电站,都可以当作螺丝来拧。当与科技相关的道德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常用的托词:科学和技术是中性的,所以不牵涉道德问题。
现在,我正在家中的餐座上敲打着电脑。自从对门张叔叔搬家,这座我居住的住宅楼里就没有我认识的家庭了。新来的房客好像是几位合住的学生或者民工,经常听见夜里有人大声拍打他们的门。中间的一家我几乎没有见过,已经不知道换了几次房客。
大约是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里说,蒙古帝国灭亡的原因之一是国土太大,通讯跟不上,无法做出及时反应。好比一个超级巨人,把脚伸到火里,大脑要在一天以后才能知道,等到下达挪开指令的时候,脚趾头已经烧掉了。人类社会正在面临这样的困境。